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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他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晚上的酒会上，争论开始了。会议的特邀贵宾是凌博士。留学归国的博士很多，但全国人只称呼凌博士“博士”，把凌博士的博士头衔叫得像爵位。凌博士和焉识谈起他们在华盛顿的相见，谈起纽黑文的苹果林和枫叶，还谈到新英格兰的那些小城镇，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戏剧节，似乎家家都出产演出莎士比亚剧目的角儿。凌博士说焉识发表在《东方杂志》和《中国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他都读了，很喜欢。凌博士又说，在国事动乱的时候，还能有个潜心做研究的陆焉识，不易不易。焉识很想告诉他，自己也跟着学生们乱过，“一二·九”参加了罢课罢教，但他不愿凌博士失望，愿意给凌博士一个快乐轻松的夜晚，便把真话和白兰地一块咽下去。凌博士说自己的研究院平庸得很，要是也有几个陆焉识就不一样了。紧接着他用英文问了焉识一句，何不就调去他的研究院呢？焉识嘻哈着用英文反问：为什么不呢？

此刻他们周围的争执正在飞快升温，对立面也鲜明了，英文法文俄文都用上来。曾经向焉识借论文的大卫·韦争得领带和眼镜都歪了。

争执的焦点渐渐落在凌博士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上，题目是《学潮的爱国与科学的救国》。文章是好文章，苦口婆心不乏谐趣，每几行出现一个典故，出现得又那么自然。

焉识站在旁边，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看人家打台球他也是这副姿态。这么多年，大卫·韦那一派人一有时机就跟凌博士搞文墨大战。凌博士静静地微笑，听大卫说完，把酒杯放下，轻声请旁边一个侍应生去门外叫车，他还有一个晚会要奔赴，只能少陪了。他态度是谦让的，但他的姿态暗示大卫是头牛，他的琴不对牛弹。大卫借酒佯狂，缠着凌博士不放，要他至少回答他刚才的提问。凌博士微笑着指了指焉识说，问问陆教授，他同意我的观点。凌博士再转向陆焉识说，拜托你替我回答他，我来不及了。然后一面跟近处的人握手，一面跟远处的挥手，王者似的向场外走去。

1989年，我第一次读祖父的回忆录时，这里是我替他懊恼顿足的地方。陆焉识的错就出在这里，凌博士公开把他误划到自己的阵线里，他绝不应该对凌博士微笑默认。我想象陆焉识在福州路一家家书店阅读着自己对凌博士的反驳，整个人都是那种对自己文采的陶醉。这个反驳很快就要被看成是背后插刀了。他在十四家书店买了十四本杂志。这是我祖父的另一个毛病，进任何商店从不让店主失望。

他对凌博士的反驳是温和的，用的是陆焉识风格的诙谐。他首先对凌博士的文章表示了审美上的赞同，又赞美凌博士用典如田间拾穗，海滩拾贝，轻松自然。只可惜凌博士是非观念稍微差了一点，在美、苏、英都在跟日本人辩是非的时刻，他也主张暂放下东北沦丧、华北吃紧的民族是非。凌博士认为侵略战争是放火，被侵略一方应该救火，而不应该用抵抗战争去火上浇油。焉识用同样的比喻给凌博士一点常识教育：救火的方式也可用于放火，他从那边烧过来，你主动从这边烧过去，火挡火，倒可能烧出一片安全。

陆焉识把自己的文章通篇读下来，觉得自己虽然是驳斥凌博士，但并没有文字圈子里盛行的谩骂攻击意味，并留了商榷余地。即便凌博士知道笔名后面的真名是陆焉识，也不会被他得罪。凌博士法文很好，应该知道法语多么适合用来争论，法国人没有不争论而缔结真正友谊的。“一切都可以怀疑，除了怀疑本身”，是法国人笛卡尔的信条。过了两天，大卫找到学校来了。几年前他那对焉识的匿名谩骂似乎从来没发生过，大卫又是那个留学时代吃喝不分的大卫了。他一头撞进焉识的怀抱，紧紧搂住他。在国内生活了几年，焉识对洋礼节已经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就晓得阁下会站到我们阵营里来的！”大卫说。

大卫已经猜出反驳凌博士的文章出自谁的手。焉识装糊涂，问大卫在说什么。现在他不是怕得罪凌博士，而是怕“阵营”，怕大卫为他的阵营来抓他陆焉识这个壮丁。

大卫把他拉到学校附近一个茶水摊子，要了一壶新龙井。

不等焉识开口，大卫便讲起自己对焉识那篇文章的倾倒。刚下过雨，茶摊上的遮阳棚兜了一兜雨水，大卫比手画脚，碰到棚子的杆子，雨水朝着他兜头浇下。他把眼镜摘下来胡乱擦擦，嘴却是不停的。大卫的意思是，假如天下只有一个人把焉识文章的每个字读透了，欣赏了，那个人只能是他大卫·韦。

焉识想，假如自己的虚荣心是痒处，大卫的夸奖句句都没有挠偏。焉识知道虚荣心可悲，但他没办法。人人都有虚荣心，人人都没有办法。

大卫的嘴皮几乎要被太多的话擦燃了，但要的龙井他一口都没有碰。他顾不上。大卫留下一杯已经变色的龙井走了，是焉识答应给他再写一篇文章他才走的。他不能推拒热烈的大卫，就像那天在酒会上不能推拒温雅的凌博士。

在学校图书馆里，焉识乘着兴致把答应大卫的文章完成了。比上一篇还要流畅俏皮，暗藏了更多的打趣。文章读下来，凌博士似乎成了个在国、共，学生、政府，中、日之间拉架的好心丑角。

寄到大卫所谓阵营内部的那家周刊。接下去的几天，焉识莫名地讨厌自己：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一个是凌博士要他做的陆焉识，一个是大卫·韦要他做的陆焉识。他身不由己。一不留心，他失去了最后的自由。

焉识火急火燎地给那个杂志的编辑打了个电话，请求撤回自己的文章。编辑说太晚了，已经发排了。他说，只要没有运送到书店，就不算太晚。他让家里的司机载着他到了杂志编辑部。瘦小的编辑似乎铺的盖的都是稿纸，他告诉焉识，这期目录的广告都登出去了，撤稿子也是白撤；假如焉识一定要撤稿子，周刊就要开天窗，一时到哪里去找这么长一篇稿子填上去呢？

焉识站在无立锥之地的编辑室，几分钟里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是个见不得别人为难的人。不然刚刚守寡的恩娘就被陆家打发回娘家去了。不然恩娘就不可能拿侄女变魔术，把侄女变成儿媳妇。从他记事开始，他就为了不让别人为难，常常做别人为难他的事，做别人要他做的人。他做了别人要他做的人，得到“随和大度”、“与世无争”的评语，甚至“大咧咧”、“心不在焉”的好意嗔怪，他是满足的。这满足似乎抵消了他因为扮出“随和大度”引起的内心紧张，这满足也似乎补偿了他那“与世无争”带来的真正失去。

“对不起，稿子毛病太大，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焉识说。

“清样出来你改好了！清样嘛，就是让人家改的！怎么改都行！”编辑说。

编辑抽烟抽得头发都冒烟了。

“大概要重新写过。”焉识说。

“我看蛮好的，大家看了都觉着蛮好的！”

焉识已经看到了自己文章的清样，薄薄地搁在桌子角上。

“对不起。还是请你们不要登。再请你通知一声韦先生。”

“假如说我们照登呢？”

“那我就只好请律师跟你们说话了。”

他把眼睛转开，不去看编辑为难到极点的脸。就像他面前是旺达，问他是否真的相信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焉识把清样从桌角拿起来，一边转身一边说对不起、再会，再会、对不起。编辑还不死心，要他稍微等五分钟，他要跟大卫·韦打个电话商量一下。大卫是个很能纠缠的人，焉识此刻已经站在了楼梯口，趁着编辑摇电话的时候身体重心一变，几乎连栽带跑地下了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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