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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6页）

好在他自觉本非文人画士，尽管让他人笑他、骂他，不懂梅之如何为美，不妨辟“病梅馆”来收容病梅。

最后一段是愿望，也是感慨，以“呜呼”兴起，说是但愿多暇，又多闲田，广植江宁、杭州、苏州的病梅，穷毕生的光阴来疗梅。

显然，这是以梅喻人，或者说以梅喻士。士风的萎靡，犹之乎梅之有病。太清春特别指出，“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这“明诏大号”四字，皮里阳秋；而“有以文人画士孤僻之隐，明告鬻梅者”，此人实在是罪魁祸首。

奕绘对道光十多年来士林风气的演变及原因，当然亦有所知，再经太清春特为指出，对龚定庵的含蓄之意，更为了解，当今道光皇帝乐于有一班恹恹无生气，可以随意曲折的读书人为之所用，但却不便公然出口。而知其“孤僻之隐”者，显然就是去年殁在首辅任上的曹振镛，而凡是有拔士之责的学政、主考，则是那班“蠢蠢求钱”的花农。

“定庵先生，”太清春问说，“这篇大作，是哪一年作的？”

“总有十年啰！”

“是在成进士以前，怪不得结尾豪气凌云。”

这真是搔着了痒处，龚定庵这篇记，作于道光六年，正也就是会试不第，刘逢禄作《伤浙江、湖南二遗卷》诗的那一年。未赴春闱以前，龚定庵自忖不中则已，中则必入翰林，扶摇直上，不怕没有当主考、放学政的机会，那时衡文课士，要一洗寻章摘句、专在毫无用处的表面文章上下功夫的陋习，讲究真才实学，犹如疗治病梅那样，“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谁知事与愿违，到现在连房考官都不曾当过，所谓“穷毕生之光阴以疗梅”变成可笑的呓语了。

读过《病梅馆记》的人不少，也曾博得过许多赞誉，说他在短短三百字中，叙事精当，说理奥妙，寄托遥深，非大手笔莫办。但能看出以梅喻人，针砭士习颓靡，指出病根由来，如此深刻的，却只有太清春一个人。转念到此，觉得自己名满天下，而真正的知己，却在侯门金闺之中，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份刻骨铭心的知己之感，一直到辞归时，犹自萦绕在心头。一个人策骑沿着太平湖岸，缓缓行去，几番回首，目断朱门，乱红片片，绮思恼人，索性停了下来，系马垂杨之下，吟成了一首《清平乐》：

垂杨近远，玉鞚行来缓。三里春风韦曲岸，目断那人庭院。驻鞭独自思唯，撩人历乱花飞。日暮春心怊怅，可能纫佩同归。

回来在灯下写出来一看，觉得“三里春风韦曲岸”写得太明显了。唐朝长安的曲江池，原是汉武帝宜春苑的故址，有名的世家韦氏，聚族居此，所以又称“韦曲”。曲江与太平湖皆在都城南面，而且春风杨柳，风景相似。然则“目断那人庭院”，是哪一个人，亦就不言可知。更加上结句的“可能纫佩同归”是由感激钦佩而生爱慕之心，终成非分之想，措辞未免太欠考虑了。这样想着，想把那首词撕掉，却又觉得废弃可惜，或者改一改还可以存下来。于是随手把词笺夹在书本中，留待以后推敲。

道光十七年丁酉，是乡试之年，也是“京察”之年——京官三年考绩，谓之“京察”，逢子午卯酉之年的正月间举行。

京察是分四个项目来考察，第一讲才识，其次论操守，复次评政绩，最后还要算年资，这“才、守、政、年”四项俱臻上考，列为“一等”，但有“七而一”的额度的限制，亦就是每七名京官，只能有一个人考一等。龚定庵除了年资稍浅以外，其他三项都很杰出，因而列为一等。

京察一等，必然升迁，照规制先“引见”，亦就是由皇帝亲自验看他的人品才具，同时由军机处“记名”，遇到应升之缺，优先递补。部员京察一等，往往外放。龚定庵引见以后，先派了一个玉牒馆纂修官的差使，接着调任礼部主事，在祠祭司行走。这一调与京察无关，但亦并非例行调任，别有缘由在内。

原来礼部四司，业务以祠祭司为最繁重。其时他会试的房师王植，新升任礼部右侍郎不久，早想借重他的长才，只以京察将届，照例停止升转，京察已过，方始请调。那是这年三月间的事。到了五月里，吏部发表京察一等升迁的名单，龚定庵外放同知，分发湖北。

这使得龚定庵怦然心动了。他本来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当外官，原因很多，但可归纳为一句话，当京官更能发挥他的长处。而此时却须另作考虑了。

第一是生计。京官的俸给甚薄，根本不足以赡家，更无法让龚定庵满足他的许多癖好，这么多年全靠额外收入，一是卖文，二是达官巨贾的馈赠，再不得已走一趟江淮去打秋风。而这些收入，或多或少，并不稳定。一任外官，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必贪污，亦自有各种固定的额外收入。同知掌一府的粮盐督捕，江海防务，河工水利，即令收入不如知府，但比当京官是好得太多了。

这还在其次，最主要的一个考虑是湖广总督在这年正月间换了人，新任鄂督是由江苏巡抚升调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龚定庵所衷心佩服的少数封疆大吏之一。他是福州人，嘉庆十六年的翰林，转御史未几，外放为浙江杭嘉湖道，便已显出他的经济之才。道光初年丁忧服满复起后，在江苏襄助两江总督陶澍，大兴水利，接通江海，道光十二年升任江苏巡抚，察吏安民，积弊一清，以陶澍的支持，得以畅行其志，如今更上层楼，总督两湖。一直用世之志未消的龚定庵，认为到了湖北，有这样的长官，应有许多事可做。

但想是如此想，做又如何做？同知到底只是知府的僚属，府上有道，再往上是监司、巡抚、总督，虽说“不怕官，只怕管”，到底“做此官，行此礼”，重重叠叠的上司，遇到了都要执属下之礼，光是这一点，便让龚定庵踌躇了。

因此，他跟好些人商议，有的赞成，有的劝阻，两方面都有极充分的理由，以至于他始终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莫衷一是的纷扰中，不想惊动了一位大老——由云贵总督内召入阁办事的体仁阁大学士阮元。

龚定庵与阮元颇有渊源，第一是世交，当龚闇斋在乾隆六十年中举人时，阮元正由山东学政调任浙江学政。新科举人进京会试，须由学政办理公文手续，照例以师生相称，所以龚定庵算是阮元的“小门生”。

事实上，他也是阮元真正的小门生，因为阮元在嘉庆四年己未，奉派为会试四总裁之一，龚定庵乡试的座师王引之，便是这一科的进士，殿试中了探花。龚定庵在嘉庆廿三年中举，第二年会试不第，留京读书时，阮元正当两江总督。这年冬天进京祝嘏，王引之曾带领门生谒见，在诸多小门生中，龚定庵最蒙称许。于学无所不窥的阮元，只有龚定庵才能陪他谈得尽兴。

这天等龚定庵到了阜成门内题名“蝶梦园”的阮府，阮元已经备好了两个“府宝”在等他，一见面先问：“定庵，何以老不来看我？”

“原因有二：第一是刚调礼部，又兼了玉牒馆的差使，上个月又派在主客司行走，公事很多——”

“这不成理由。”阮元打断他的话说，“公文书能把龚定庵的身子绊住，那不成了奇谈？”

“还有第二个原因，每一来，太老师总有厚赐，于心不安。”

阮元掀髯一笑。“你不是陈其年，我比龚芝麓的收入又多得多，你还不致累我。喏，”他指着茶几说，“那里一百两银子，带回去买书。”

“是。”龚定庵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请安，“谢谢太老师。”

接下来便由现成的话题，康熙年间龚芝麓在京服官，供养陈其年他们这一班名士，如何受累谈起，一直谈到近年的人才，阮元忽然问道：“定庵，听说你选了湖北的同知。因为有林少穆在那里，很想到湖北报到，有这回事没有？”

“有的。”龚定庵答说，“小门生正为此莫衷一是。请太老师开示。”

阮元想了一下说：“我先给你谈一谈刘金门被祸的经过——”

刘金门是指乾隆五十四年的探花刘凤诰，也就是阮元的同年。他是江西萍乡人，字丞牧，号金门，像阮元一样，亦是少年得意。他在仕途的经历，不外乎修书、谋士两种，高宗纯皇帝的实录，稿本即出自他的手笔。嘉庆十二年放了江南乡试主考，转任浙江学政，底缺则是吏部右侍郎。

“嘉庆十三年戊辰，万寿恩科乡试，那时我丁忧服阕，第二次当浙江巡抚。先帝派我回浙江，是因为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

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由来已久。当阮元在嘉庆四年由浙江学政初任巡抚时，即以“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之策，亲驻台州督剿海盗，与闽浙总督玉德会奏，重用定海镇总兵李长庚，总督两省水师，专责治盗。各帮海盗的总头目叫蔡牵，数次为李长庚所逐，几乎被擒，但玉德遇事掣肘，不能完全成功。及至嘉庆十年，阮元丁忧开缺，李长庚更加孤立无援，以致阵亡。势穷力蹙的蔡牵，复趋活跃。

仁宗之命阮元仍任浙江巡抚，是认为只有他能制伏蔡牵。因此，阮元到任以后，以治盗为急务，重用李长庚的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制定“分兵隔船，专攻蔡牵”的策略，亲驻宁波督师。各省乡试，照例由巡抚主持闱务，称为“监临”。如巡抚公出，在督抚同城的省份，由总督代办，否则交藩司办理。但藩司主管一省钱粮民政，阮元在海口督师，全靠藩司在省城坐镇主持粮台，支援军务，无法入闱监临，因而奏请以学政刘凤诰代办。这虽不是破例，但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偶一为之，因为生员赴乡试，应由学政录送入闱，既有关联，易生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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