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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春晚人民办，办好春晚为人民。”

一些早已厌倦了tv春节联欢晚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们就会关掉电视，打开计算机，边吃边喝地在网络上欣赏起了由草根们制作的山寨春节联欢晚会。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山寨现象在今日中国具有的某些积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山寨现象是草根文化向精英文化发出的挑战，也是民间对官方发出的挑战，弱势人群对强势人群发出的挑战。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影响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不前。公正地说，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九年期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然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可是毕竟是在改革之中。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经济却开始了飞速的发展。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我们因此置身于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现实里：一边是保守，另一边是激进；一边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另一边是经济铺利益的开放；一边是教条主义，另一边是无政府主义；一边是循规蹈矩，另一边是放荡不羁……过去的二十年，我们的发展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发展。这样的片面发展，已经伤害到了社会应有的健康。

我想，山寨现象之所以风起云涌地出现，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社会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矛盾的普遍和尖锐，引发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混乱，然后催生了山寨现象。山寨现象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社会情绪日积月累以后，突然间释放了出来，然后不断演绎成了反权威、反主流和反垄断的闹剧似的社会革命。如果用行为艺术作为比喻，山寨现象来势之迅猛，规模之巨大，彷佛整个国家都沦陷到了山寨的行为艺术之中。

北京奥运会前夕的奥运圣火传递来到中国境内后，圣火传递的城市都是官方认真选择的，每一个火炬传递者也是政府官员精心挑选出来的。虽然粍资巨大，可是被选中的城市都深感荣耀，每一个被选中的火炬手也是十分自豪。河南辉县的一个小山村显然无此荣耀，可是他们举办了一场山寨版奥运圣火传递。村民手拿自制的简易火炬互相传递，每一个村民都有资格参加，无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他们神情自豪，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丝毫不亚于正版的火炬传递者。河南县的山寨奥运圣火传递的视频上传到网上，网民们的喝彩声不绝于耳。

由于西方不断批评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特意将北京奥运会定义为绿色奥运。可是，中国境内正版的圣火传递没有让我感受到奥运是绿色的。正版火炬手在警车开道和人群夹道里慢跑传递，正版的奥运圣火传递结束后，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就会留下许多的垃圾。

河南辉县那个小山村里的山寨版圣火传递，反而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绿色奥运。没有汽车尾气，没有拥挤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村民们手持简易火炬，在风和日丽之时，奔走在山花烂漫的春天景色里。

山寨现象在今日中国已经是无孔不入。长期以来一直是禁区的政治领域也遭受了山寨的入侵。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两会期间，一位四川宜宾人自称是“山寨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在网上提出他的议案，涉及到保险、农民养老、个人所得税等方面。这位“山寨全国人大代表”希望自己的建议能通过网络让大家看到。他的当选充满了黑色幽默，他声称为了更好地参政议政，他们家召开了家庭选举大会，他是家里选出来的“山寨全国人大代表”，而且是全票通过。这是对政府精心考察以后挑选出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小小讽剌。虽然只是一个家庭会议的选举结果，然而这位山寨版的人大代表比那些正版的人大代表更能显示选举的民主性，家庭成员们投出的是发自内心的赞成票，而不是被官方指定的赞成票。

还有更加胆大妄为的事例，竟然有人利用山寨的方式，将中国最为严肃的政治体制拉入到放荡的色情行业里。

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一则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有一处色情场所，生意极为兴旺。里面卖淫的小姐们个个漂亮，而且每位小姐都向嫖客提供细致入微的周到服务。嫖客们纷纷赞扬那里的服务是“国内顶尖，世界一流”。什么原因？据说就是管理好。那里的老板建立了一套将色情和政治熔于一炉的管理体制，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支部的管理体制挪作他用，别出心裁地在小姐们中间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他的理论是要在宝淫活动里充分发挥党员和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中国，一个人想要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是要经过认真的考察和严格的程序。这位老板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却自封为山寨的党委书记，再在其麾下建立山寨党支部和山寨团支部。将有性服务经验的小姐们发展成了山寨共产党员，将缺少经验的新来的小姐们发展成山寨共青团员。等到山寨共青团员经验丰富了，获得嫖客们的好评之后，再升级为山寨共产党员。这位老阅就是这样利用党组织和团组织政治体制，充分调动小姐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让小姐管理小姐，也让小姐监督小姐。而且定期召开山寨党员和山寨团员的组织生活会议，让小姐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先进找差距，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使自己的服务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位正版的色情业老阅和山寨版的共产党书记，还将共产党体制里的“先进工作者”纳入到他的管理之中。每个月都要评选一次“先进工作者”，以小姐们接客数量多少作为评选标准。还以山寨光荣榜的形式，把当月接客多的小姐们的照片张贴在山寨版的先进工作者光荣榜上。中国社会里正版的先进工作者光荣榜上的照片，都是健康向上的微笑模样，都是标准的头像。而这个色情场所里出现的山寨版先进工作者光荣榜，完全是另外一番风格，光荣榜上面的小姐照片，很像时尚类杂志里的性感女明星那样，个个都在搔首弄姿卖弄风情。

今曰中国的社会生态可以说是光怪陆离，美好的和丑陋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严肃的和放荡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个事物之中。山寨现象就是如此，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也显示了社会的倒退。就像人体的健康受到损伤时会出现炎症一样，山寨现象就是今日中国社会生态的炎症。炎症一方面是在抗击病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红肿、脓包、溃烂和坏死。

作为中国社会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山寨现象是一把双刃剑，在其积极意义的反面，是中国社会里消极意义的充分表达。可以说，今曰中国的道德沦丧和是非混淆，在山寨现象里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生态，山寨一词在中国深入人心之后，也让抄袭、盗版、模仿、恶搞、诽谤等原本被视为违法的和低级的行为获得了存在的借口，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逐渐趋向了合理。与此同时，山寨也成为了今日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所有这些，都在印证中国的一句老话：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庄稼，什么藤结什么瓜。

四年前，我在住所楼下的过街天挢上看到了盗版的《兄弟》，我的书和其他盗版书籍一起堆放在地上。卖书的摊贩看见我站在他面前，就拿起一本《兄弟》递给我，热情地向我推荐此书。我拿着《兄弟》翻阅了一下，就轻易地判断出这是盗版书，我告诉摊贩：“这是盗版。”

“不是盗版，”摊贩认真地纠正我的话，“是山寨版。”类似的情况我还遇到过一次。今天的中国，有些领域仍然缺乏自由，另外一些领域又自由得令人难以置信。记得二十年前，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可以胡说八道，采访在报纸上发表时会经过严格的审查，会经过大量的删节；到了十年前，我接受采访时说话开始小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说了什么，报纸上就刊登什么，连“他妈的”这样的脏话也会出现在报纸上；而现在，我经常瞠目结舌地在媒体上让到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采访，是记者编造了我的谈话。有一次我见到了一个编造过我谈话的记者，我十分严肃地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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