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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7章（第1页）

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

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他把小学、文字作为理解

&ldo;圣贤之心志&rdo;的必由之路，正如舍舟揖无以渡江河、舍台阶无以至堂坛一样。从

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白，他强调&ldo;明道&rdo;的工具是踏踏实实的学问，而不是束

书不观的空谈。他希望通过文字训诂的功夫，以上窥儒家贤人圣人的&ldo;心志&rdo;，以

恢复儒学的原旨，这是对宋明儒学的矫正。

2．义理&iddot;考据&iddot;词章

宋儒程颐曾将学术门类划分为三。他说：&ldo;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

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rdo;

[注]所谓文章、训诂、儒者之学，拿清代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词章、考据和义理之

学。程颐把文章、训诂之学与释道异端相提并论。他说：&ldo;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

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rdo;[注]

程颐的观点大体为后世理学家所沿袭。如王阳明就对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

学大加鄙薄。

戴震在论学中多处涉及到义理、考据、词章及三者间的关系。乾隆乙亥（1755）

在《与方希原书》中，戴震说：

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

章者，等而末者也。

在他看来，理义（义理）、制数（考据）、文章（词章）同为学问之途，但三

者之间有高下之分，义理、考据之学高于文章之学。

至于义理与考据孰轻孰重，戴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早年，他把

义理与考据加以分别，认为汉儒、来儒互有得失：&ldo;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

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rdo;[注]中年则尊考据而轻义理，认为

&ldo;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rdo;[注]。到了晚年，他的学术思想

已经成熟，他承认过去的言论有些偏激，重新确立了义理的地位：&ldo;义理即考核、

文章二者之源也，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rdo;[注]他承认义理最为重要，考据、

词章只不过是通向义理的手段而已。他的真正学术兴趣是在义理方面。

但是，戴震所说的义理与宋儒的义理是不同的。他批评&ldo;宋以来儒者，以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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