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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流行过的一句话，可以说是揭示出了忽悠的本质，这句话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什么是忽悠的杠杆？我想，在中国人这里就是一句俗语：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再说一个将tv作为杠杆把自己忽悠成富豪的故事，这是一个民间企一业家的发迹史。应该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进入网络时代，不浏过已经是一个充满了广告的国度。电视上和报纸里的广告已经是五花八门，广告可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功能和多极化，进口广告、国产广告、高雅广告、低俗广告、暴力广告、情色广告等等应有尽有。城市夜晚的霓虹灯和高速公路两侧的广告牌发布的是正规企业的广告，同时不合法的地下企业则将小纸片的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人行天桥的台阶。我的感觉是广告铺天盖地，其壮观程度已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望尘莫及。

那时候最为昂贵的广告时段，来自tv每晚七点《新闻联播》前的五秒钟。tv刚刚开始用竞价拍卖的方式出售这五秒钟，属于最初的尝试和摸索阶段，对前来参加竞价的企业不做任何资质调査，即便是一个乞丐，换上一身西装后，也可以走进去以亿万富翁的笑容举手报价。某个企业一旦以最高的价格中标，立刻被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称之为“标王”，其“标王”的广告效应远远超过那个《新闻联播》前的五秒钟。

我说的这位民间企业家当时大概只有几十万人民币的资产，他觉得再这么小打小闹地做生意，就是把自己累死了，也最多只是一个百万富翁。他灵机一动，发现tv的五秒钟“标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他像其他中国草根企业家那样胆大妄为，只是在脑子里设想了某个产品，就独自一人来到北京。

他低调地走进了tv广告“标王”的竞拍会场，置身于身价亿万的民间企业家和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家之间，十分谦虚地坐在最后一排。竞拍开始后，他低垂着头瞇缝着眼睛像是在打瞌睡，只要听到还有企业在竞价，他就举一下右手，报出更髙的价格。竞价愈来愈高，其他企业逐渐退出，他还在那里不断举起右手，一副无所谓的模样。最后他以八千万人民币的天价拿下了tv的广告“标王”。

这个只有几十万资产的小财主，带着八千万人民币的“标王”，回到了他所在的小城市。他不慌不忙地找到了市委书记和市长，面带谦恭的微笑，对市委书记和市长说：

“我把中央电视台八千万元的『标王』给全市人民捧回来了，可是我只有几十万资产，怎么办？你们要是支持我，我们这个小城市就出了一个全国著名的企业家；你们要是不支持我，我们这个小城市就出了一个全国最大的骗子。”

他临走时扔下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吧。”

当时中国的地方官员们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官员们都盼望着自己的管辖之地出现全国著名的企业家，可以作为自己升官时的政绩；如果出现了一个全国最大的骗子，就会直接影响当地官员的仕途。于是，市委书记和市长紧急召开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让当地的商业银行给这位捧回“标王”的小财主两亿人民币的贷款。这是中国特色的贷款，那个时候中国的商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常常听命于地方政府。

就这样，这位小财主两次利用了忽悠的杠杆，先是tv广告“标王”的杠杆，其后是中国政府官员虚荣之心的杠杆，四两拨千斤地获得了两亿人民币。然后他继续忽悠，把自己忽悠成了全国著名的企业家。

忽悠的故事正在接踵而至，我继续讲述。先讲群众如何忽悠政府的两个故事，再讲政府如何忽悠群众的两个故事。

我已经在前面闽述了忽悠里的杠杆作用，对于中国社会里最为普通的群众来说，他们没有想成为权贵的野心，也不梦想自己会一夜暴富，他们知足常乐。所以当他们忽悠政府的时候，杠杆作用也就是四两拨千斤，小获成功就会满心欢喜。而且他们忽悠时，总是在自己身上寻找忽悠的杠杆。因为他们没有地位显赫的亲友，也没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们在生活里只有家庭和婚姻，所以就常常拿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作为忽悠的杠杆。我下面要讲述的群众忽悠政府的两个故事，都是利用自己的婚姻作为忽悠的杠杆。

大约在三年前，某城市教育局为了提高本地的教师质量，从而让本市的髙中毕业生在全国的高考里更具竞争力，推出了一项举措，就是全市的中学教师都要参加教师资质考试。合格的可以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不合格的被淘汰出局。与此同时，教育局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考虑到有些教师因为丧偶或者离婚后，单独一人带着孩子，既要忙于教学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生活十分艰辛，所以在推出这顶举措时另行规定：丧偶和离婚后带有孩子的教师免考。

自从我的儿子升入中学以后，我才体会到中国教育体制里考试的残酷性。我的儿子几乎每天都在应付考试，什么早读练习、统练、小考、月考，还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中国中学里的考试名目繁多，中学生从跨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被训练成一台台考试机器。可是这些每天都在训练学生如何考试的教师们，突然间自己也要面对考试了，个个惊慌起来，还没有跨进考场，我想这些教师们的双腿可能已经发软。

然后，这个规模不大的城市里的教师们开始了大规模的忽悠行动。丧偶和离婚后带有孩子的教师可以免除考试的规定，让这些教师们充分利用起自己婚姻的杠杆，来忽悠教育局的教师资质考试。他们纷纷去办理离婚手续，用假离婚来逃脱教师资质考试。等到考试结束以后，再去办理复婚手续。当地的市民看到这些教师们戏剧性的离婚和复婚，以此来忽悠政府时，发出了由衷的赞扬，他们互相说：

“这就是群众的智慧。”

无论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学校里，这些教师们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打听对方离婚了没有？于是，这座小城市流行起了这样的见面问候语：“你离婚了吗？”

最终参加教师资质考试的不足百分之三十，而且这里面大多是未婚的教师，或者是已婚后还没有孩子的教师，当然也有一些自信能够通过考试的教师。考试结束以后，大规模的复婚行动开始了，教师们每天的见面问候语也改成了：“你复婚了吗？”

另外一个群众利用婚姻杠杆来忽悠政府的故事发生在农村，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里屡见不鲜的事例。

中国长期以来有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一九八〇年代起，中国的城市迅速扩张以后，城市周边大量的农村土地被政府征用，农民的户口从农业转成非农业，中国简称为“农转非”。农民们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他们几代居住的房屋。作为赔偿农民的原有住房被拆除的损失，政府将农民们迁往城里新建的楼房里居住。

每一位迁往城市居住的农民应该获得多少面积的赔偿，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过程。与农民原来的住房面积有关，也与家庭人口的多少有关，最重要的是和婚姻有关。于是，结婚和离婚，再结婚再离婚成为了很多农民忽悠政府的杠杆。

几年前，中国西南地区某镇农民们的土地被征用以后，为了农转非的分房，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多的赔偿，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故意假离婚，然后再找其他人假结婚。这样短时间里的大规模假离婚和假结婚，让盖章的部门应接不暇。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几个月里受理的离婚和结婚案子，比几年里受理的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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